摘要:目的初步分析东莞地区献/受血者人群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基因型与表型特征，以及上述特征对输血疗效的影响。方法配对收集南方医科大学第十附属医院/东莞市人民医院2023年5-11月351对献血者及受血者血液标本并进行G6PD基因型、G6PD酶活性、红细胞渗透脆性及血常规检测，同时收集受血者输血前后血红蛋白检测数据，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东莞地区献/受血者G6PD突变基因携带率分别为6.84%、5.83%；共发现6种突变位点，其中c.1388G>A、c.1376G>T、c.95A>G共占84.09%。野生型献血者G6PD活性与血液存放时间呈负相关，健康献血者血液经过规范流程输入受血者体内时G6PD的活性都有大幅下降。携带c.1388G>A、c.1376G>T、c.95A>G、c.871G>A、c.1024C>T突变位点受血者在接受携带c.1388G>A、c.1376G>T、c.95A>G、c.871G>A、c.1376G>T/c.1360C>T、c.1388G>A/c.95A>G突变位点献血者血液后，血红蛋白增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内科限制性输血组中受血者输入酶活性≥1 300 U/L血液后血红蛋白增量显著高于输入酶活性＜1 300 U/L(P=0.042)血液。结论东莞地区献/受血者人群G6PD突变基因携带率均大于5.00%，携带率较高；以c.1388G>A、c.1376G>T、c.95A>G这三种突变位点为主，占80.00%以上；暂未观察到携带G6PD突变基因受血者在接受携带G6PD突变基因献血者输血疗效不佳的现象，但在内科限制性输血中，相较于输入G6PD酶活性正常血液，输入G6PD酶活性低的血液的受血者，单位血红蛋白升量降低。

摘要:目的探讨微小RNA-34a（miR-34a）、β-连环蛋白（β-catenin）和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在宫颈癌（CC）患者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及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2021年6月至2024年1月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运城市中心医院收治的83例CC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资料及患者CC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样本。荧光定量PCR检测宫颈上皮组织癌组织及癌旁组织miR-34a、β-catenin与PD-L1 mRNA表达水平并比较。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β-catenin与PD-L1的表达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C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miR-34a、β-catenin与PD-L1表达水平对CC患者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结果相比于癌旁组织，癌组织中miR-34a的表达水平较低，β-catenin和PD-L1表达水平较高（P<0.05）。癌组织中β-catenin和PD-L1蛋白阳性表达率高于癌旁组织(89.16% vs. 10.84%，78.31% vs. 20.48%，χ 2=101.807、55.526，P<0.05)。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的年龄和体重指数（BMI）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08，1.820，均P>0.05），而两组患者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和分化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451、9.115，均P<0.05）。相比于预后良好组，预后不良组miR-34a的表达水平较低，β-catenin和PD-L1表达水平较高（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iR-34a表达水平升高是CC患者预后不良的保护因素，β-catenin与PD-L1表达水平升高、FIGO分期为Ⅱa和Ⅱb以及分化程度为低分化是CC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发现，miR-34a、β-catenin与PD-L1表达水平对CC患者预后不良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三者单独预测的AUC分别为0.765、0.836、和0.797，联合预测的整体效能最高，其AUC为0.914（Z=2.631、2.331、2.571，P=0.009、0.020、0.010）。结论miR-34a，β-catenin与PD-L1mRNA表达水平影响CC患者的预后。miR-34a表达水平升高是CC患者预后不良的保护因素，β-catenin与PD-L1表达水平升高是CC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三者分别能作为预测CC患者预后不良的生物标志物，且三者联合的预测价值最高。

摘要:目的探讨CT灌注成像（CTP）参数联合血小板膜糖蛋白纤维蛋白原受体（PAC-1）、溶栓后出血（HAT）评分对急性脑梗死（ACI）患者静脉溶栓后出血性转化（HT）的预测价值。方法选择2022年1月至2023年4月于成都市三六三医院就诊并行静脉溶栓治疗的162例ACI患者，所有患者静脉溶栓治疗前均行头颅CT检查（包括平扫和CTP），同时测定入院时血清PAC-1水平以及HAT评分评估。根据静脉溶栓后是否发生HT分为发生HT（HT组），未发生HT（非HT组）。比较两组CTP参数和血清PAC-1水平、HAT评分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CI患者静脉溶栓后HT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CTP参数联合血清PAC-1、HAT评分单独及联合对ACI患者静脉溶栓后发生HT的预测价值。结果HT组脑血流量、血容量显著低于非HT组（P<0.05），而血清PAC-1水平、达峰时间、平均通过时间、流量提取乘积和HAT评分显著高于非HT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由脑血流量、脑血容量、达峰时间、平均通过时间、流量提取乘积等指标组合而成的CTP整合参数、血清PAC-1水平和HAT评分均是ACI患者静脉溶栓后发生HT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CTP整合参数、血清PAC-1水平、HAT评分均对ACI患者静脉溶栓后发生HT的预测具有一定的价值，其AUC分别为：0.766(95%CI：0.605～0.915）、0.702(95%CI：0.451～0.955)、0.741(95%CI：0.551～0.923)。而CTP整合参数和血清PAC-1水平、HAT评分联合应用的预测效能显著提升，其AUC为0.856(95%CI：0.750～0.951)，高于各指标单独应用(Z联合应用-CTP=2.177,P=0.032;Z联合应用-PAC-1=2.917,P=0.004;Z联合应用-HAT评分=2.537,P=0.013)。结论由脑血流量、脑血容量、达峰时间、平均通过时间、流量提取乘积等指标组合而成的CTP整合参数和血清PAC-1水平、HAT评分联合对ACI患者静脉溶栓后发生HT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潜力。

摘要: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血清微小RNA（miR）-141-3p表达与含铂化疗方案疗效及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21年5月在该院接受含铂化疗方案的NSCLC患者154例（NSCLC组），另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者78例（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血清miR-141-3p表达，分析miR-141-3p表达与病理特征的关系。根据化疗疗效将NSCLC患者分为无效组和有效组，根据miR-141-3p表达平均值分为miR-141-3p高表达患者和miR-141-3p低表达患者。分析miR-141-3p表达与NSCLC患者含铂化疗方案无效及NSCLC患者死亡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血清miR-141-3p表达对NSCLC患者含铂化疗方案无效的预测能效，Kaplan-Meier法绘制不同miR-141-3p表达NSCLC患者生存曲线。结果与对照组比较，NSCLC患者血清miR-141-3p表达降低（P＜0.05）。肿瘤最大径≥5 cm、低分化、TNM分期Ⅲ～Ⅳ期、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患者血清miR-141-3p表达低于肿瘤最大径＜5 cm、中高分化、TNM分期Ⅱ期、无淋巴结转移、无远处转移患者（P＜0.05）。154例NSCLC患者含铂化疗方案无效率为59.74%（80/154），无效组血清miR-141-3p表达低于有效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iR-141-3p高表达为NSCLC患者含铂化疗方案无效的独立保护因素（P＜0.05）。血清miR-141-3p表达预测NSCLC患者含铂化疗方案无效的曲线下面积为0.816，灵敏度为77.50%，特异度为68.92%。154例NSCLC患者3年生存率为55.19%（85/154）。miR-141-3p高表达患者3年生存率高于miR-141-3p低表达患者（P＜0.05）。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iR-141-3p高为NSCLC患者死亡的独立保护因素（P＜0.05）。结论NSCLC患者血清miR-141-3p低表达，与病理特征、含铂化疗方案疗效及预后密切相关，可能成为NSCLC患者含铂化疗方案疗效及预后的辅助评估指标。

摘要:目的探讨川崎病患儿血清白细胞介素-17A（IL-17A）、正五聚蛋白-3（PTX3）和淀粉样蛋白A（SAA）表达对免疫球蛋白无反应型川崎病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该院接受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治疗的120例川崎病（KD）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儿IVIG治疗的反应分为敏感组（n=90）和无反应组（n=30）。收集所有患儿的临床资料，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IL-17A、PTX3和SAA表达单独和联合检测对IVIG治疗无反应的预测价值，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KD患儿IVIG治疗无反应的影响因素。 结果无反应组患儿的血清IL-17A、PTX3及SAA水平均高于敏感组患儿（P<0.05）。血清IL-17A、PTX3和SAA水平及三者联合预测IVIG治疗无反应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04（95%CI：0.659~0.749）、0.769（95%CI：0.719~0.819）、0.813（95%CI：0.768~0.863）、0.922（95%CI：0.877~0.967），三者联合预测IVIG治疗无反应的AUC大于血清IL-17A、PTX3和SAA单独预测的AUC（Z三者联合预测-IL-17A=8.465，P<0.001；Z三者联合预测-PTX3=12.791，P<0.001；Z三者联合预测-SAA=9.984，P<0.001）。两组患儿年龄、BMI、性别、KD类型、初始IVIG治疗前发热时间、起病至接受初始治疗时间、眼球结膜有无充血、指趾端有无改变、有无皮疹、淋巴结有无肿大、血小板（PLT）计数、血红蛋白（Hb）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反应组白细胞（WBC）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NEU）、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均高于敏感组患儿（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IL-17A（OR=2.555，95%CI：1.529~4.270）、血清PTX3（OR=3.473，95%CI：1.940~6.216）、血清SAA（OR=3.022，95%CI：1.823~5.011）是IVIG治疗无反应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KD患儿血清IL-17A、PTX3及SAA水平的联合检测可作为预测IVIG无反应的重要生物学标志物，为早期识别高风险患儿提供了理论依据。

摘要:目的探讨脓毒症所致急性肺损伤（S-ALI）患者血清小窝蛋白-1（Cav-1）、髓样细胞白血病-1（Mcl-1）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4年9月该院收治的S-ALI患者198例作为S-ALI组，根据病情分度（氧合指数）分为轻度S-ALI组（52例）、中度S-ALI组（72例）、重度S-ALI组（74例），根据入院后28 d预后分为死亡组（65例）和存活组（133例），另选取同期该院体检健康者70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Cav-1、Mcl-1水平。通过Spearman相关分析血清Cav-1、Mcl-1水平与S-ALI患者氧合指数的相关性，多因素Logistic回归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Cav-1、Mcl-1水平与S-ARDS患者预后的关系及预测价值。结果S-ALI组血清Cav-1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Mcl-1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S-ALI患者氧合指数与血清Cav-1水平呈负相关（P<0.05），与Mcl-1水平呈正相关（P＜0.05）。轻度、中度、重度S-ALI组血清Cav-1水平依次降低（P<0.05），Mcl-1水平依次升高（P＜0.05）。198例S-ALI患者28 d病死率为32.83%（65/198）。Cav-1为S-ALI患者死亡的独立保护因素（P<0.05），Mcl-1为独立危险因素（P＜0.05）。血清Cav-1、Mcl-1水平联合预测S-ALI患者死亡的曲线下面积为0.881，大于血清Cav-1、Mcl-1水平单独预测的0.798、0.779（P＜0.05）。结论血清Cav-1水平降低和Mcl-1水平升高与S-ALI患者病情分度增加和死亡密切相关，血清Cav-1、Mcl-1水平联合预测S-ALI患者预后的价值较高。

摘要:目的调查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ABO血型正反定型不符情况，探讨微柱凝集法检测ABO血型正反定型不符的原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3年8月至2024年12月该院使用ORTHO VISION Max检测的425例ABO血型正反定型不符患者的病历资料。通过盐水试管法、不规则抗体筛查、增加血浆量、4℃增强试验、吸收放散、基因测序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在128 192例ABO血型检测中，发现ABO血型正反定型不符共计425例，占0.33%。其中，抗体减弱占316例（74.35%），骨髓移植40例（9.41%），不规则抗体干扰占34例（8.00%），抗原减弱占13例（3.06%），亚型占10例（2.35%），冷凝集占6例（1.41%），不规则抗体和自身抗体干扰占4例（0.94%），自身红细胞致敏占1例（0.24%），其他原因占1例（0.24%）。在316例抗体减弱病例中，A型（抗B减弱）占239例（75.63%），B型（抗A减弱）占61例（19.30%），O型（抗A减弱）占8例（2.53%），O型（抗B减弱）占6例（1.91%），O型（抗A和抗B同时减弱）占2例（0.63%）。抗体减弱的患者疾病分布主要为心血管疾病127例（40.19%）、肿瘤病史67例（21.20%）、肾脏疾病11例（3.48%）和骨科疾病10例（3.16%）。 结论该院ABO血型正反定型不符的主要原因是抗体减弱，尤其以A型（抗B减弱）为主。抗体减弱以心血管疾病分布为主。对于亚型引起的干扰，建议结合血清学和基因测序进行综合分析。针对疾病因素引起的ABO血型正反定型不符，需加强对患者的监测。

摘要:目的探讨房水C1q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白9（CTRP9）、克洛索（Klotho）、几丁质酶1（CHIT1）水平与视网膜静脉阻塞（RVO）继发黄斑水肿（ME）及病情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选取该院2022年1月至2024年6月就诊的RVO继发ME患者174例（观察组）及单纯的RVO患者174例（RVO组）。观察组根据ME病情严重程度分为轻、中、重3个亚组。比较RVO组和观察组的房水CTRP9、Klotho、CHIT1水平。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房水CTRP9、Klotho、CHIT1对RVO患者继发ME的评估价值，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RVO患者继发ME的影响因素，Spearman相关性分析房水CTRP9、Klotho、CHIT1水平与RVO患者继发ME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结果与RVO组比较，观察组房水CTRP9、Klotho水平更低（P＜0.05），CHIT1水平更高（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房水CTRP9、Klotho、CHIT1水平评估RVO继发ME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57,0.773和0.813，三者联合的AUC为0.939，联合的评估效能高于单独评估（Z=7.520、7.513、6.278，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高房水CHIT1水平，高血压、重度视网膜静脉迂曲扩张程度为RVO患者继发ME的危险因素（P＜0.05），高房水CTRP9、Klotho水平为保护因素（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房水CTRP9、Klotho水平与RVO继发ME病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r=-0.584、-0.401，均P＜0.05），房水CHIT1水平与RVO患者继发ME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r=0.809，P＜0.05）。 结论房水CTRP9、Klotho、CHIT1水平对RVO继发ME有较高的评估价值，且是RVO继发ME的影响因素，三者水平变化与RVO患者继发ME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摘要:目的探讨病灶组织中软骨酸性蛋白-1（CRTAC-1）、蛋白酶体26S亚基非ATP酶-14（PSMD-14）表达与腹腔镜胃癌根治术（LRG）后复发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该院行LRG的胃癌患者126例，术后随访3年统计复发率，根据是否复发将胃癌患者分为复发组与未复发组。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胃癌病灶组织及癌旁组织中CRTAC-1、PSMD-14蛋白表达。通过Kaplan-Meier法绘制阳性与阴性CRTAC-1、PSMD-14蛋白表达胃癌患者LRG后无复发生存曲线；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价病灶组织中CRTAC-1、PSMD-14蛋白表达对胃癌患者LRG后复发的预测价值。结果与癌旁组织比较，胃癌病灶组织中CRTAC-1、PSMD-14蛋白阳性表达率（52.38% vs. 11.11%和57.14% vs. 16.67%）更高（P＜0.05）。126例胃癌患者LRG后3年复发率为34.13%（43/126）。与未复发组比较，复发组CRTAC-1、PSMD-14蛋白阳性表达率（86.05% vs. 34.94%和93.02% vs. 38.55%）更高（P＜0.05）。126例胃癌患者LRG后3年无复发生存率为65.87%（83/126），CRTAC-1、PSMD-14蛋白阳性表达患者LRG后无复发生存率（50.00%、51.39%）低于CRTAC-1、PSMD-14蛋白阴性表达患者（83.33%、85.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NM分期ⅢA期（HR=4.400，95%CI：2.073～9.339）、淋巴结转移（HR=2.751，95%CI：1.412～5.361）、CRTAC-1阳性（HR=3.521，95%CI：1.967～6.239）、PSMD-14阳性（HR=4.241，95%CI：2.347～7.134）为胃癌患者LRG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病灶组织中CRTAC-1、PSMD-14蛋白表达联合预测胃癌患者LRG后复发的AUC为0.869（95%CI：0.798～0.923），大于CRTAC-1、PSMD-14蛋白表达单独预测的0.756（95%CI：0.671～0.828）、0.772（95%CI：0.689～0.8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胃癌病灶组织中CRTAC-1、PSMD-14表达升高与LRG后复发密切相关，该指标可能成为胃癌患者LRG后复发的辅助预测指标。

摘要:目的探究2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CXC型趋化因子配体12（CXCL12）、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样1受体内源性配体13（Apelin-13）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CAS）之间的关系。方法选择2022年10月至2024年9月于如皋市人民医院（下称该院）治疗的105例T2DM患者作为T2DM组，另选择同期在该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根据T2DM患者是否发生CAS分为非CAS组（n=61）和CAS组（n=44）。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脂指标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全自动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检测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CXCL12、Apelin-13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T2DM并发CAS的影响因素，Pearson相关性分析CXCL12、Apelin-13与糖尿病病程、血糖血脂指标的相关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CXCL12、Apelin-13对T2DM并发CAS的预测价值，Z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AUC）的差异。结果T2DM组CXCL12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Apelin-13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CAS组T2DM病程、HbA1c、TC、TG、LDL-C及CXCL12水平高于非CAS组（P<0.05），HDL-C、Apelin-13水平低于非CAS组（P<0.05）；CAS组CXCL12水平与T2DM病程、HbA1c、TC、TG、LDL-C水平呈正相关（P<0.05），与HDL-C水平呈负相关（P<0.05），而Apelin-13的相关性相反（P<0.05）；CXCL12、Apelin-13是T2DM患者并发CAS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CXCL12、Apelin-13联合预测T2DM患者并发CAS的AUC为0.916，优于各自单独预测的0.783、0.788（P<0.05）。结论T2DM患者血清CXCL12水平较高、Apelin-13水平较低，两者是T2DM并发CAS的独立影响因素，CXCL12、Apelin-13联合预测对T2DM患者并发CAS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为疾病评估和治疗提供了依据。

摘要:目的基于生化检验指标构建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的风险预测方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该院198例糖尿病足溃疡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7∶3比例随机分为训练组（n=139）、验证组（n=59），比较训练组、验证组一般资料。按照随访期间有无复发将训练组分为复发组（n=75）、未复发组（n=64），比较复发组、未复发组一般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的影响因素，构建Nomogram模型。对训练组及验证组，以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Nomogram模型预测能力，以Bootstrap法对Nomogram模型进行内部验证，以决策曲线分析（DCA）验证Nomogram模型的临床净获益率。结果198例患者复发率为53.03%（105/198）。糖化血红蛋白（HbA1c，OR=1.866，95%CI：1.377～2.529）、白细胞计数（WBC，OR=1.687，95%CI：1.094～2.602）、C反应蛋白（CRP，OR=1.704，95%CI：1.145～2.537）、血小板计数（PLT，OR=1.939，95%CI：1.270～2.961）、血肌酐（Scr，OR=1.687，95%CI：1.193～2.387）、尿素氮（BUN，OR=1.685，95%CI：1.227～2.315）、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ACR，OR=1.842，95%CI：1.230～2.759）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OR=1.829，95%CI：1.281～2.614）是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的危险因素（P＜0.05），白蛋白（ALB，OR=0.462，95%CI：0.287～0.742）、总胆红素（TBIL，OR=0.506，95%CI：0.327～0.783）是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的保护因素（P＜0.05）。Nomogram模型预测训练组复发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28（95%CI：0.802～0.985），灵敏度为91.71%，特异度为82.41%，预测验证组复发的AUC为0.775（95%CI：0.617～0.890），灵敏度为79.17%，特异度为76.48%。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训练组、验证组均为P＞0.05，模型校准度良好；Nomogram模型预测训练组阈值概率在0.00%~96.00%区间可获得临床净收益，验证组阈值概率在0.00%~95.00%区间可获得临床净收益。结论HbA1c、WBC、CRP、PLT、Scr、BUN、ACR及VEGF是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的危险因素，ALB、TBIL是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的保护因素，整合这些因素构建风险预测Nomogram模型可有效预测糖尿病足溃疡复发。

摘要:目的探讨学龄前龋病儿童龈沟液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脂多糖信号受体（CD14）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22年4月至2024年5月于该院行口腔检查的468例学龄前儿童（3~6岁）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龋齿将其分为观察组（有龋齿，n=107）与健康组（无龋齿，n=361）；根据龋病活跃性试验（CAT）评分将观察组分为低度活跃组（n=29）、中度活跃组（n=46）和重度活跃组（n=32）3个亚组；对观察组患儿随访6个月，再根据随访期间有无发生慢性根尖周炎将观察组分为发生组（n=36）与未发生组（n=71）。检测研究对象龈沟液HIF-1α、CD14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学龄前龋病儿童龈沟液HIF-1α、CD14水平与CAT评分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龈沟液HIF-1α、CD14水平对学龄前龋病儿童慢性根尖周炎的预测价值。结果观察组龈沟液HIF-1α、CD14水平均高于健康组（均P<0.05）。随着CAT评分的增加，龈沟液HIF-1α、CD14水平逐渐升高（重度活跃组＞中度活跃组＞低度活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学龄前龋病儿童龈沟液HIF-1α、CD14水平与CAT评分均呈正相关（r=0.526、0.634，均P<0.001）。发生组龋病儿童龈沟液HIF-1α、CD14水平显著高于未发生组（均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龈沟液HIF-1α、CD14水平联合预测学龄前龋病儿童慢性根尖周炎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02（95%CI：0.857~0.952），高于龈沟液HIF-1α、CD14水平单独预测的0.709（95%CI：0.664~0.759）、0.825（95%CI：0.775~0.870）。结论学龄前龋病儿童龈沟液HIF-1α、CD14呈高表达，其水平与学龄前龋病儿童龋齿活跃性及慢性根尖周炎发生有关，且两者联合检测可作为预测学龄前龋病儿童慢性根尖周炎发生的有效指标。

摘要:目的探究血清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sTREM-1）、白细胞介素-17（IL-17）、可溶性Fas配体（sFasL）对新生儿感染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评估价值。方法选择2022年11月至2024年11月该院儿新生科住院的新生儿感染患儿105例作为感染组，以及健康新生儿105例作为对照组。根据新生儿感染的严重程度将患儿分为极危重组、危重组、非危重组，根据预后情况将患儿分为不良组与良好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sTREM-1、IL-17、sFasL水平。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血清sTREM-1、IL-17、sFasL对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感染组血清sTREM-1、IL-17、sFasL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极危重组、危重组、非危重组血清sTREM-1、IL-17、sFasL水平依次降低（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sTREM-1、IL-17、sFasL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r=0.601、0.592、0.523，P<0.05）。不良组剖宫产比例、血清sTREM-1、IL-17、sFasL水平高于良好组（P<0.05），Apgar评分低于良好组（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分娩方式为剖宫产、sTREM-1、IL-17、sFasL均是新生儿感染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P＜0.05）。ROC曲线显示，血清sTREM-1、IL-17、sFasL及三者联合预测新生儿感染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81、0.788、0.768、0.879，联合预测的AUC显著大于三者单独预测的AUC（Z联合预测-sTREM-1=2.238，P=0.025；Z联合预测-IL-17=2.014，P=0.044；Z联合预测-sFasL=2.248，P=0.025）。结论新生儿感染患儿血清sTREM-1、IL-17、sFasL水平显著升高，三者与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

摘要:目的探讨孕晚期胎膜早破（PROM）孕妇产前白细胞计数（WBC）与患组织学绒毛膜羊膜炎（HCA）风险之间的关联。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3月至2021年8月该院孕晚期PROM孕妇118例，按有无HCA分为HCA组和非HCA组，比较两组的一般临床资料、实验室指标和生产结局。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产前WBC与HCA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应用广义相加模型进行曲线拟合，采用分段回归模型进一步解释母体产前WBC和HCA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HCA组的产前WBC显著高于非HCA组（P<0.001）。在调整协变量后，产前WBC的升高增加了HCA的风险，OR为 1.190（95%CI：1.006~1.406，P=0.042）。曲线拟合显示，产前WBC与HCA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WBC在拐点13.5×10 9/L（95%CI：11.75~14.56）时的对数似然比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9）。对于三分组的产前WBC,孕妇患HCA的风险随WBC水平的升高而逐渐增大，分别为正常组0.314（95%CI:0.200~0.456），偏高组0.439（95%CI:0.252~0.645），升高组0.682（95%CI:0.354~0.893）。结论孕晚期PROM孕妇产前WBC计数越高，患HCA的风险越大，但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且存在阈值效应。

摘要:目的探讨桑色素通过调节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Smads信号通路抑制肺腺癌细胞的细胞周期进程及增殖能力。方法使用人肺腺癌细胞株A549进行体外实验，采用不同质量浓度的桑色素（0、30、90、150 μg/mL处理人肺腺癌细胞株A549，利用CCK-8法检测细胞存活率，Hoechst 33342染色法检测细胞周期分布，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增殖能力，Transwell侵袭实验检测细胞侵袭能力，TUNEL染色法检测细胞凋亡，免疫印迹（Western blot）分析TGF-β1/Smads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CCK-8实验结果显示，桑色素处理组的A549细胞存活率随桑色素浓度增加显著降低（P<0.05）。Hoechst 33342染色法检测结果显示，桑色素处理组的G1期细胞比例显著增加，S期和G2/M期细胞比例显著减少（P<0.05）。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显示，桑色素处理组的克隆形成数目显著少于对照组，90 μg/mL和150 μg/mL组的克隆形成率分别降低了约50%和70%（P<0.05）。Transwell侵袭实验结果显示，桑色素处理组的侵袭细胞数目显著减少（P<0.05）。TUNEL染色结果显示，桑色素处理组的凋亡细胞比例显著增加（P<0.05）。Western blot结果显示，桑色素处理组中TGF-β1和p-Smad2/3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5），Smad7表达水平显著增加（P<0.05）。结论桑色素可能通过调控TGF-β1/Smads信号通路，影响肺腺癌A549细胞的G1期阻滞，进而抑制细胞增殖和侵袭能力，并诱导细胞凋亡。这提示桑色素在肺腺癌治疗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摘要:肿瘤早期诊断与动态监测急需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尿液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因易获取、高灵敏且能反映代谢异常，成为研究热点。VOCs源于宿主代谢、外源物转化及微生物活动，其变化与肿瘤代谢重编程相关。该文综述了尿液VOCs的生成机制、检测技术及临床应用。检测技术的进步显著提升了尿液VOCs的检测效率，临床研究显示其在膀胱癌、前列腺癌等疾病中具有高灵敏度。尽管尿液VOCs在多种肿瘤中展现出区分潜力，但仍面临标准化方法缺失、外源干扰及小样本局限等挑战。未来需通过多组学整合、人工智能驱动的大规模验证及微型化设备开发，推动尿液VOCs从实验室向临床转化，构建“早筛-诊断-疗效监测”一体化体系。

摘要:血小板在体外易激活，导致其质控困难，而纳米颗粒则具有小尺寸、高表面积比、生物相容性及可修饰等特点，可通过包封血小板或多重修饰来抑制血小板聚集，从而为临床血小板检测提供稳定的质控品。该文阐述了血小板-纳米颗粒复合体两种存在形式的特性、合成原理及其在医学领域的应用，研讨了血小板-纳米颗粒复合体的制备方法并详细介绍其在癌症治疗、伤口愈合及免疫性疾病等领域的应用，并挖掘了血小板-纳米颗粒复合体与外泌体-纳米颗粒复合体间的潜在关系。此外，该文还对纳米颗粒在血小板质控中未来研究方向作出展望，强调了纳米颗粒的浓度、尺寸和表面修饰对血小板聚集的影响，为开发稳定可控的血小板质控品提供了理论基础。

摘要:宫颈癌给全球女性健康带来重大威胁，其早期检测对于提高治疗效果和降低病死率至关重要。DNA甲基化，作为一种稳定的表观遗传标记，在宫颈癌的发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甲基化标志物与传统筛查手段的联合检测，被证实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该文简要综述DNA甲基化在宫颈癌筛查中的潜力、挑战和未来发展，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分子标志物实现更精准的宫颈癌风险分层和个体化治疗管理。

摘要:目的探讨类风湿关节炎（RA）合并肺间质病变（ILD）患者外周血中正五聚蛋白3（PTX3）、涎液化糖链抗原（KL-6）、白细胞介素-17（IL-17）及微小核苷酸-146a（miR-146a）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选取该院2021年1月至2023年3月收治的192例初次临床诊断为RA的患者，根据是否并发ILD分为RA-ILD组60例，RA组132例。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两组患者外周血中PTX3、KL-6、IL-17、miR-146a、红细胞沉降率（ESR）、类风湿因子（RF）、C反应蛋白（CRP）、DAS28评分、用力肺活量（FVC）、肺活量（VC）以及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采用Spearman相关法分析PTX3、KL-6、IL-17及miR-146a表达水平与DAS28评分、ESR、RF、CRP等RA活动度指标以及FVC、VC、DLCO等肺功能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外周血中PTX3、KL-6、IL-17及miR-146a表达水平对RA-ILD患者的预测价值；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RA-ILD患者的影响因素。结果RA-ILD组患者PTX3、KL-6、IL-17表达水平、miR-146a mRNA水平、DAS28评分、ESR、RF、CRP等RA活动度指标均显著高于RA组患者（P＜0.05），FVC、VC、DLCO等肺功能指标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RA组患者（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外周血PTX3、KL-6、IL-17、miR-146a表达水平与DAS28评分、ESR、RF、CRP等RA活动度指标呈正相关（P＜0.05），与FVC、VC、DLCO等肺功能指标呈负相关（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外周血PTX3、KL-6、IL-17、miR-146a表达水平联合预测RA-ILD患者的曲线下面积（AUC）显著高于PTX3（Z=1.578，P<0.05）、KL-6（Z=4.414，P<0.001）、IL-17（Z=1.689，P<0.05）以及miR-146a（Z=2.583，P<0.05）单独使用时的AUC（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DAS28评分、ESR、RF、CRP、PTX3、KL-6、IL-17及miR-146a表达水平均为RA患者并发ILD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FVC、VC、DLCO等肺功能指标均为RA患者并发ILD的独立保护因素（P＜0.05）。结论外周血PTX3、KL-6、IL-17及miR-146a对RA-ILD具有较好的诊断效果，并且四者联合预测效能最好，为临床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诊断手段。

摘要:目的探讨血清脂蛋白残粒（RLP）和低密度脂蛋白颗粒（LDL-P）与冠状动脉狭窄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并评估脂蛋白亚组分对冠脉狭窄程度的预测价值。方法纳入2021年6月至2022年12月于该院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患者，根据Gensini评分分为冠脉狭窄轻度组（<20分）和重度组（≥20分）。采用垂直密度梯度离心血脂谱法（VAP）检测两组RLP、LDL-P等脂蛋白亚组分浓度，同步检测血清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葡萄糖（Glu）、同型半胱氨酸（Hcy）、超敏C反应蛋白（hsCRP）、载脂蛋白A1（APOA1）和载脂蛋白B（APOB）等指标。通过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RLP、LDL-P与冠脉狭窄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其预测效能。结果冠脉狭窄重度组血清TG、TC、LDL-C、RLP和LDL-P水平高于轻度组（均P＜0.01）。RLP（OR=5.811，95％CI:1.174~28.750）和LDL-P（OR=1.009，95％CI:1.003~1.016）与冠脉狭窄严重组存在显著相关性。ROC曲线分析显示，RLP和LDL-P对冠脉狭窄程度具有预测价值，而二项指标联合检测高于单项指标。结论血清RLP与LDL-P是冠脉狭窄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检测可提升对冠脉病变的预测效能。脂蛋白亚组分可成为冠心病风险评估的新指标，为精准防控动脉粥样硬化提供新依据。

摘要:目的评估病原菌宏基因第二代测序（mNGS）对于中枢神经系统（CNS）感染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对2024年1月至2024年11月黄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76例疑似CNS感染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系统收集其临床资料，评估mNGS对CNS感染的诊断性能。通过对比分析mNGS检测结果与临床诊断的一致性，进一步探讨两者不一致的潜在影响因素。结果该研究共纳入76例患者，其中40例确诊为CNS感染，36例为非CNS感染。在病原体阳性检出率方面，mNGS技术的阳性检出率为35.50%（27/76），显著高于传统脑脊液（CSF）微生物培养的9.20%（7/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mNGS诊断CNS感染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0.00%和91.67%，其中灵敏度显著高于CSF微生物培养（15.00%）。此外，mNGS的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8.89%和67.35%，均优于CSF培养。mNGS检测结果与临床诊断的总体一致性达到72.37%（55/76），表明其在临床实践中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CSF蛋白浓度>0.65 g/L的亚组中，mNGS检测阳性病例与临床诊断的一致性显著高于阴性病例（90.9% vs. 42.90%，P<0.001）。结论mNGS在CNS感染诊断中较传统CSF培养具有更高的诊断准确性。然而，mNGS结果与临床诊断之间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建议在临床实践中将mNGS检测结果与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其他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及流行病学背景相结合，进行综合评估，以进一步提高诊断准确性。

摘要:目的为探究血清微小RNA（miR）-204-5p、miR-1247-3p对脓毒症患者并发急性肺损伤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22年1月至2024年6月该院收治的脓毒症患者131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住院期间是否并发急性肺损伤分为急性肺损伤组和非急性肺损伤组；荧光定量PCR测定血清miR-204-5p、miR-1247-3p水平；急性肺损伤组血清miR-204-5p、miR-1247-3p水平相关性采用Pearson法进行分析；脓毒症并发急性肺损伤的相关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血清miR-204-5p、miR-1247-3p水平预测脓毒症并发急性肺损伤的效能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结果急性肺损伤组血清miR-1247-3p、白细胞计数（WBC）、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C反应蛋白（CRP）水平显著高于非急性肺损伤组（P<0.05），血清miR-204-5p显著低于非急性肺损伤组（P<0.05）；急性肺损伤组血清miR-204-5p、miR-1247-3p表达水平呈负相关（r=-0.491，P<0.001）；高水平的miR-204-5p是脓毒症患者并发急性肺损伤的独立保护因素（P<0.05），高水平的miR-1247-3p是脓毒症患者并发急性肺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血清miR-204-5p、miR-1247-3p水平及二者联合预测脓毒症患者并发急性肺损伤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74、0.879、0.938，联合预测脓毒症患者并发急性肺损伤优于单独预测（Z联合预测-miR-204-5p=2.105、P=0.035，Z联合预测-miR-1247-3p=2.044、P=0.041）。结论脓毒症患者并发急性肺损伤后，血清miR-204-5p水平显著降低，血清miR-1247-3p水平显著升高，通过二者水平变化可有效预测脓毒症患者是否并发急性肺损伤。